《中国不高兴》让谁高兴了

《中国不高兴》让谁高兴了？

历史上多少自称“替天行道”(这也是《中国不高兴》一书封面的宣传语，如果可以的话，我个人很想看看“天”写给他们五个人的授权书)的英雄好汉，在号召奴隶们奋起反抗某个强权之后，自己立马就以更加凶残的主子形象出现了。

把民族主义当钱卖

冰点时评

魏剑美

以我的观察，大凡以极左面目出现的人，都不大让人放心。偏偏这类人物又喜欢代表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表态立言，好像他们先天就取得了“革命”或者“爱国”独家代理的某种授权。多年前那本《中国可以说不》名声实在狼藉得可以，我至今没有听到几个有文化的人说该书好。但这又有什么要紧呢？人家好歹抢了一个“对抗国际强权”的风头，而且总还有些热血青年头脑一热就掏钱买书。我原本猜想，这些靠“对抗强权”吃饭的人总该有些别的勇敢行为才是，比如对身边的强权者和种种不公正的现实发出一点点声音。然而遗憾得很，痛骂“美帝国主义”的这些“正义热血”人士，似乎很少为现实的苦难呐喊。

正是有了这样的观察经验，我对于最近火爆登场的《中国不高兴》一书压根儿就没有关注的兴趣：你们几个人爱高兴不高兴是你们的自由，何以动不动就扯上中国？莫非中国就是你们几家的囊中之物，随时随地都可以拿出来抖弄一番？当然，稍有一点市场意识的人都知道，这是精明的商家和文化贩子们在变着法子掏那些民族主义情绪高涨的“愤青”和“愤老”们的钱包。

不过你掏钱包就掏钱包吧，还不许人家表达一点他们上当受骗之后的愤怒。《中国不高兴》作者之一的刘仰，甚至痛斥那些匿名批驳他们的人为“狗”，为“东西”，为“它”，为“奴才”，为“缩头乌龟”，为“侏儒”……总之，凡是能想出来的骂人的词汇他阁下都口不择言地堆砌了上来。这倒也暴露了以“爱国主义”独家代理人自居的这伙人的本来名目：对西方列强“不高兴”的他们，一翻脸就会对自己人更“不高兴”的，甚至立马剥夺了你做人的权利，将你发配为犬科类动物或者甲壳类动物。他们的权力可真有点骇人，连对方的物种都可以改变的啊！这样的“爱国者”实在比“美帝国主义”还要让人两股战战。

这样的腔调当然并不陌生，历史上多少自称“替天行道”(这也是《中国不高兴》一书封面的宣传语，如果可以的话，我个人很想看看“天”写给他们五个人的授权书)的英雄好汉，在号召奴隶们奋起反抗某个强权之后，自己立马就以更加凶残的主子形象出现了。在他们看来，大伙之所以要帮着他们一起来“打倒某某”，就是为了俯首帖耳做他们的顺民，否则，他们就要取消人家“做人的资格”。

刘仰要痛斥那些被他称为“它”的“东西”，其理由是“它痛恨中国，痛恨中国强大，痛恨一切批评西方和美国的声音。这个‘东西’一贯把中国描绘成古往今来全人类最黑暗的地狱，一贯把中国贬低成人类文明的毒药。只要看到‘爱国’这样的字眼，哪怕闻到‘爱国’的气息，这个‘东西’便受到极大地刺激，简直就要精神病发作。”尽管这些言辞用语尽得“文革小将”的精髓，颇有横扫、痛批、不可战胜的威武气势，但我还是感到奇怪，因为这样“痛恨中国强大”的“东西”，我还真一个也没见着。当然，批评中国“黑暗历史与黑暗现实”、欢呼西方进步文明的大有人在，但这名单中带头的却是梁启超、谭嗣同、陈独秀、鲁迅、孙中山、李大钊、瞿秋白、***这些文化大家和革命先驱。谁都知道，他们的“恨”不是因为“痛恨中国”，而是恰恰是因为爱得深沉。

就我所知，也绝无一个反对爱国，甚至于看到爱国字眼“就要神经病发作”的人。事实上人家“反对”和被“极大地刺激”到“精神病发作”的，只是借“爱国”名义行霸道之实的狭隘民族主义者和“骂娘爱国者”。骂《中国不高兴》就等于“反对爱国”，这种逻辑真还有些“创造性”啊。匿名骂人当然是卑怯的，也算不上什么英雄好汉，但其思想逻辑倒是与那些“文攻武卫”者相映成趣。人家除了没署名之外，其余也谈不上更为低劣。如果“没有任何实实在在的内容，只有污言秽语地发泄”，和“泼皮无赖般的撒野”，是一件丢人的事情，“坐不改名行不改姓地”出版和宣传，得意自命为“民族主义的领军人物”，就更高尚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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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网

“我们就是扮演了一个跳蚤”

【作者】口述 宋强(blog) 采访/本报记者刘科

■中国想成为中间国家是不可能的

■一个国家在战术上是可以潜伏的，战略上是没法潜伏的

国际先驱导报文章 为什么要写《中国不高兴》？主要是2008年奥运前后，当时国际社会抵制中国奥运，虽然没抵制成，但是我们有种判断：中西方事实上已经撕破了很多表面上温情默默的东西，进入了现实主义较量的阶段。在这个情况下，我们觉得需要写一本书告诉中国人，特别是一些爱思考国际时政关系的这些人，比如说，有没有与西方有条件决裂的选项，如果这种决裂到来，我们要准备什么？

2008是特别戏剧化的一年，国家利益，中国和西方的利益博弈从这一年才真正显露。

与《中国可以说不》相比，《中国不高兴》的作者和话题更有对接的地方，因为几位作者都适合谈这方面的话题，他们的观点从来没有在公众视野里隐瞒。所以，我觉得《中国不高兴》是超越了前者，更成熟，更理性。书里的一些观点，就是为中国的现在、当下和未来的建言和主张。

“我们不是一帮神经质”

现在质疑的人说我们有政治投机的成份在内，说我们都是“极左派的胡言乱语”。他们的批评和质疑，绝大多数我不认同。

昨天英国《卫报》、《时代》周刊来采访，我就对他们说，从1996年开始，我们就不指望通过与你们的交流、介绍我们的观点来改善中西关系。这个东西是框好了的，在他们看来，中国的民族主义就是一种负面的东西。我们曾用大量时间介绍我们对西方文化的好感，当年我和张小波介绍西方议会民主、美国的宪法，那是种仰幕和欣赏，对美国机制的欣赏。但西方报道不会讲平衡的，我昨天就对外国媒体说“我们不指望改善中国和西方的关系”。

英国《卫报》记者问我：“我们可不可以批评中国？”我说，这是一种误解，我知道你们的担忧。你们西方人总是认为，中国的民族主义者是一帮神经质，像日本的民族主义者一样，有一种自尊的洁癖。事实上，我们不是这样的，我们也在批评中国社会的现状，对我们认真的批评我们是能接受的。

“中国没有什么中间道路可走”

在书里，我们提出对西方要有条件地决裂，这并不意味着一种新的狭隘民族主义思潮。

中西关系都是一个利益博弈。撕去那些华丽的词藻，国际关系就是丛林法则这个东西。

我只是从感觉上，从基本判断上，有条件决裂，前面是有条件。决裂了又怎么样呢？一说起这些东西，有人就说外交上的难度，维护国家利益的难度，我们也是爱国者，我们是很痛苦的爱国者，我们是国策派，（我们同意）还是不要把事情搞僵了。

我们北面看到了俄罗斯，南面看到了印度，俄罗斯是照着西方的路走的，但西方对他们更好了吗？俄罗斯民族卑劣吗？苏联解体的时候，国民素质非常高，所以普京就在恢复过去的东西。所以，我觉得中国实在是太幸运了，（没有走俄罗斯的大陆）我觉得真是天佑中国。

再看南边印度。咱们国内有一帮人刻意把印度神话，这在道德上是有罪的。《中国不高兴》里有个最基本的判断，中国想成为中间国家是不可能的。中国无法不显其大。这不是个“帝国主义”，要么上去，不然你就滑下来，没有什么中间道路。

“中国知识分子不能缺少自信”

两会期间，很多港台记者都在问：“你这样不是做实‘中国威胁论’了吗？”12年前问这个问题，12年后又问这个问题。我觉得王小东回答得非常好，“一个国家在战术上是可以潜伏的，战略上是没法潜伏的。”国家目标是没法潜伏的，事实上，中国表达的很温柔敦厚，中国谨慎得不能再谨慎了，但人家还是在指控你啊。

所以我觉得这是一种绥靖的思想。中国知识分子缺乏自信的一种体现，这是不对的。至少中国还有一帮人，他们能表述出对国家更高的期望，做一个骄傲大国，做一个英雄国家，这不是土里土气的思想。有人说这不是五六十年代的壮烈情怀吗？这是两码事。我们梳理了一个概念：内修人权、外争主权。这两个可以并肩。

《中国不高兴》主要是刺激知识分子的，老是按美国的要求去改造是不行的。俄罗斯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俄罗斯私有化改革特别悲剧，整个莫斯科差点冬天都过不来，而且美国的导弹系统照样架在你脖子上。难道我们看不到这些东西吗？

“我们想改变美国人看法”

《中国可以说不》的客观意义大于其他意义。克林顿1996年开始认识中国的民情，美国大使馆的人见了我们两次，一般美国人对中国不了解。做外交的人和搞政治的人就是不一样，原来美国人肯定认为，99%的中国青年都是反对政府的，有伤痕在，所以制裁中国，中国老百姓会很高兴。结果这个情况不对啊。

《中国不高兴》也有很多真知灼见，而且是非常重要的观点，这些观点，（可以）启迪一种思考。描述的形态可能会有所不同，但至少它有启迪意义。网络时代嘛，我觉得我们的观点比网络上的言论更有水准，如果能影响国策，当然是好事，更重要的是它能刺激一些人，不再是过去那种想法——不会还抱着过去的那种想法，理直气壮，不求思变。有这么一种声音，虽然让人不舒服，但是这个声音在，就对了。因为文人只能起这个作用。

我们就是扮演了一个跳蚤，我们就是想让美国人知道（这种看法），我觉得我们的观点是可以被认真对待的，即使从学理上、从观点上、从对中国建言建策上。